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由其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并负责推行的“效率改革”运动，其中文书档案改革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这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我国档案教育事业的产生和发展。1933—1949年间，我国档案学专业从无到有，档案学教育也在教育机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初步形成了档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为我国现代档案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档案教育机构的设立
自“效率改革”运动以后，民国期间出现了一批以实际应用为教学目标的档案学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办学模式不一，有的是独立专业，有的是专门学校，有的则是以设置课程的形式进行。一、首个档案教育机构的设立
1934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经费在原文华大学的图书科设立了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开设档案管理中英文课程，后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该课程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档案教育的起步。1940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正式签发批准“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专科，档案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1940—1949年，“文华图专”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档案专业教育体系，为当时的各级档案部门培养了300名左右的中高级档案专门人才。
二、档案学专门学校的设立
殷钟麒先生因感于我国档案专业人才之缺乏，在重庆筹备创办我国首个档案学专门学校——崇实档案函授学校。1946年3月学校开始招生，1947年改称崇实档案学校，1948年12月停办，为期2年零9个月。学校创办期间设文书处理科和档案管理科，两科都设立初级班与高级班，教学内容主要从实际工作出发，总结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教授学生。殷钟麒评价该校为“专攻档案文书学术之最高学府，已有学员三百余人，遍及各省，十分之九服务各机关，正为培养专才，建立档案制度而努力”。
三、档案培训机构的设立
民国时期为了满足国家对档案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对档案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全国涌现了一批档案学教育课程或档案培训机构，如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档案管理课程；江苏省立江苏学院的档案学课程；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分社的文书训练班；第三战区地方行政研究所附设的文书档案讲习班；四川省训练团举办的两期档案班；上海创办的中国档案函授学校等，都是当时档案学教育的重要基地。
档案教育家的出现
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仍出现了大批档案学家，他们为当时的档案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毛坤、沈祖荣、周连宽、汪应文、傅振伦、殷钟麒、李朴先、富伯平，都是近代中国档案教育的先锋。
毛坤先生生于1899年，1926年进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学习，1928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教育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档案学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档案基础理论与国内实际工作很多不相符合，档案学的教育只能边学习边摸索。毛先生经过对档案管理部门的实地考察和与档案人员的交流，创设了20余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档案教育课程体系（针对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专门开设了13门课程），创建了近代中国首套档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毛坤先生从进入“文华图专”开始，直到1947年离开，一直从事档案学教育和研究，他的一生为我国档案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殷钟麒先生生于1907年，长期从事机关档案具体工作。1935年起殷钟麒先生在四川巫山地方税稽所、四川省地方税局、四川省禁烟总局等机关单位从事档案工作，1946年创办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兼任校长，将其一生中最珍贵时间奉献于档案学教育事业。《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是殷钟麒先生在其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术研究基础上完成的档案学著作，对当时的档案学进行了全面、详尽的理论指导，提出档案行政管理制度，使档案工作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也为档案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材。
周连宽先生生于1905年，他于1928年和1931年先后两次进入华中大学图书科和社会学系学习。1935—1945年间，周连宽先生辗转于南京、武昌、重庆等地从事文书档案工作。1947年8月—1948年12月期间，周连宽先生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讲授档案管理法的课程。周连宽先生利用自身所学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结合档案工作实际，提出了很多对档案学发展意义重大的理念。他是“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实际设计者和组织者，并且出版了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西安政府档案处理法》和《县政府文书处理法》。他的档案学思想来源于实践，对今日的档案实际工作仍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档案教育对象的组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整理图书档案工作总报告》(节选)
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是为了满足当时国内档案人员缺失的情况而产生的，以培养应用型档案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档案学招收的学员背景复杂，各具特点，主要分为3种类型。
一是图书馆专业背景学员。周连宽先生、梁建洲先生都是先在文华图专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然后再进行档案学学习和研究，他们对档案学的教育工作都具有深厚的图书馆学背景。
二是普通基础教育毕业学员。1940年“文华图专”开设的档案管理专科，面向高中毕业生招收档案管理专科学生。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则对学员资格明确规定，高级班须高中以上学校及本校初级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初级班须初中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是从事档案工作的学员。1942年“文华图专”的档案管理职训班招收的学员中，半数是由各机关报送的现职档案管理人员，结业后回原机关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文书训练班、四川省训练团举办的档案班等，都是以档案在职人员为主，以提高档案人员的实际工作效率为目标。
档案教育模式的设置
民国期间政府采用多种档案教育模式，档案学招生的形式主要分为全日制模式、函授模式和培训模式。
全日制模式：1940年“文华图专”成立首个档案管理专科，先后共招收6届学生，主要通过全日制的专业教育进行。全日制教学模式有利于对学员进行全面的档案学教育，让学员的档案理论更加系统、完善。
函授模式：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采用函授的方式进行档案学授课，由学校寄发各科讲义，学员按照学校的学习进度表学习，对于疑难问题可寄校请求解答，毕业考试则通过学员解答并寄交学校所出问题的方式举行。函授模式虽然能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但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耗时颇多且所学有限。
培训模式：档案培训模式主要针对在岗的档案工作人员，它的教育时间较短、学习针对性较强，能在短时间内提升档案人员的专业素质。如“文华图专”于1939年开办了3期短期档案管理训练班；1942年春季，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文华图专”开办档案管理职业训练班，学习期为3—4个月不等。此外，1942—1944年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开展的档案管理人员训练班，都是通过短期培训的模式进行档案学专业教育。
民国档案教育启示
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它起源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运动，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具有以实际应用为教学目的、教育人员背景复杂和教育时间短促等特点。虽然民国档案教育具有时代的烙印，但它开辟了中国档案教育之先河，也为我国现代档案学教育带来了启示。
一、教、研、用相结合
档案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是从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档案学教育要紧密贴合实际工作，学以致用。民国时期的档案学教育家多是长期从事档案基础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们的档案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大都来源于对实际工作的总结和提炼，档案学研究也都是从具体工作的角度出发。民国时期的档案学从教学到研究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培育的档案人才能直接胜任岗位工作。反观现代的档案学教育则存在与实际工作脱节的情况，所学部分内容不能与时俱进，档案学学生缺乏实践；有些档案学理论研究内容较为空泛，对实际工作缺乏指导价值。因此，现代档案学需要将教、研、用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连动的体系，促进档案学更加全面的发展。
二、博、专兼顾
档案学是一门包含历史、管理、统计等多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民国时期的档案学教育是从图书馆学教育衍生而来的，虽然它与实际应用紧密贴合，但存在研究方向单一、缺乏系统性等不足之处。现代档案学教育，不仅需要立足本专业，还需要注重档案学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和合理性，形成跨学科、多维度的档案教学模式，使档案教育内容更加完善，让档案专业的学习能更加“立体”。
三、多渠道教育模式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模式多样化，既有基础性理论学习，也有提升性业务培训，适合不同背景学员的学习需求。现代档案学教育主要以高等教育的形式进行，教育模式比较单一。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有很多非“专业”出身的基层档案人员，他们通常都具备多年的档案管理工作经历，但缺乏对档案理论系统的认识和学习，很多都是凭经验办事。档案业务指导部门可以针对这些基层工作人员，采用多种档案培训或进修学习的方式，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档案理论水平，并对这些学习经历给予实际认可，以激发他们进修的积极性，最终提升基层档案人员的业务素养，让档案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转自南京邮电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